色：视觉的盛宴

牡丹的色彩，恰到好处地吸引了人们的注意力。隋朝时，牡丹仅有红黄两色，进入唐朝，花色趋于多样，《杨妃外传》称：“:开元中,禁中初重木芍药,即今牡丹也。得数本红紫,浅红,通白者,上移植于兴庆池东沉香亭前。”北宋周师厚的《洛阳牡丹记》和《洛阳花木记》中，牡丹增至109色。南宋诗人陆游的《天彭牡丹谱》中，当时成都的牡丹品种就有65种。明朝文学家薛凤翔的《牡丹史》中，记载的牡丹品种多达274种。

牡丹色彩的迅速增加，得益于种子选育的技术。陆游的《天彭牡丹谱》称：“多种花子，以观其变。”窥探出南宋花匠借助基因突变法培育牡丹新品的技巧。时至明朝，花匠夏之臣指出：“其种类异者，其种子之忽变者也，其种类繁者，其栽接之捷径者也此。”表明当时运用基因突变法和嫁接法培育牡丹新品。

现代学者马未都把中国式审美总结为四重境界，由低至高分别是艳俗、含蓄、娇情和病态等。在人为干预之下，牡丹品种新品层出不穷，迎合了人们的猎奇心理，达到了最高的审美情趣，从而推动牡丹“国色”。

味：感觉的聚会

牡丹的“味”是多种感觉的集合。唐末诗人皮日休咏牡丹香：“竞夸天下艳无双，独立人间第一香。”诗句突显了牡丹的色和香。科学研究表明，牡丹的香味源自花瓣中的芳香烃及其衍生物，在醇类、烷类、酯类、酮类等物质的共同作用下，芳香浓郁，成就了嗅觉的专利。

此外，牡丹的“味”还大有作为。明朝农学家王象晋在《广芳群谱》中记载，后蜀礼部尚书李昊常送友人牡丹花枝和兴平酥油，嘱咐对方：“俟花凋谢，即以酥煎食之，无弃浓艳。”首开食用牡丹的先河。南宋文人林洪撰写《山家清供》时，把“牡丹生菜”列为16种花撰之一。明清时期，浙江金华民间做牡丹糕，相互馈赠。此后，人们用“酥煎”、“面裹”、“蜜浸”、“汁脍”等做法，食用牡丹。

《神农本草经》认为牡丹有“除症结淤血，安五脏”的功效。《华佗神医秘方》中，与牡丹有关的方剂多达22种。用牡丹根部而成的“丹皮”，是“六味地黄丸”的主要药材之一，而以花瓣为原料的牡丹精油，兼具美容、养生和药用的价值。融合了嗅觉和味觉的牡丹，营造了“天香”的浓厚氛围。

形：富贵的象征

人们在辩色、闻香之外，还欣赏牡丹的花形。它有单瓣型、荷花型、菊花型、蔷薇型等10种类型。《牡丹谱》中称：“一尺红者，深红颇近紫色，花面大盈尺，故以一尺名之。”折算成现在的长度，宋朝牡丹的直径超过20厘米。硕大艳丽的花型倍受瞩目，北宋名儒周敦颐在《爱莲说》中坦言：“牡丹，花之富贵者也。”

在民间中，牡丹对生活产生着潜移默化的影响。《中国吉祥符》一书中，收录了286种吉祥符，与牡丹有关的符号就有20种。牡丹纹饰既能单独使用，又能和其他动植物相互组合，讨得“口彩”。如牡丹和猫、蝶在一起，意为“富贵耄耋”，牡丹和莲花搭配，意为“连年富贵”。民间婚嫁时，常见牡丹、石榴和蝙蝠等纹饰，期望“富贵多子”。这些纹饰广泛应用于服饰、瓷器、门窗等生活用品之中。牡丹寓意富贵，为晋升“国花”增色。

韵：文化的传承

要想当选“国花”，文化底蕴必不可少。唐宋时期，是牡丹文化的繁盛期。《历代咏牡丹诗词四百词》中，唐朝五代的有125首，宋朝的有167首，其数量之多，足见唐宋文人对牡丹的垂青。牡丹诗中，最有名的莫过于唐朝诗人刘禹锡的《赏牡丹》，诗云：“庭前芍药妖无格，池上芙蕖净少情。唯有牡丹真国色，花开时节动京城。”诗人用芍药和荷花衬托了牡丹的清新脱俗。

北宋文坛巨匠欧阳修在洛阳做官时，发现“洛阳之俗，大抵好花，春时，城中无贵皆插花。花开时，士庶况为遨游”春戴牡丹已是洛阳民俗。这一民俗延续到明朝，花匠为了多赚钱，放出大招。博物学家谢肇淛在《五杂俎》中记载：“朝迁进御常有应时之花,然皆藏之窖中,四周以火逼之,隆冬时即有牡丹花,道其工力。

时至清朝，富察敦崇的《燕京岁时记》描述：“京师腊月即卖牡丹、梅花、绯桃、探春诸花，皆贮暖室，以火烘之。”暖房育花不仅增加了冬季的花卉品种，还沿用至今。牡丹深植民间，“武皇贬牡丹”等传说广为流传。牡丹摆脱了物质束缚，升级为文化意韵，使人们孜孜以求，锲而不舍。其实，从古至今牡丹独占花魁，唐朝诗人徐夤称赞它：“万万花中第一流，浅霞轻染嫩银瓯。”近几十年间，曾有数次国花评选，牡丹除一次屈居第二之外，其他均名列第一。8世纪时，牡丹登陆日本，17世纪后，陆续传入欧美国家，同样受到各国人民的喜爱。牡丹有资格竞争“国花”，是对传统文化的提炼，也是对美好生活的向往